
1937年鹤立镇,她被绑电线杆受尽酷刑,至死怒骂日寇绝不低头
寒冬腊月,鹤立镇街头,刘翠花被绑在电线杆上,日军轮番对她施以酷刑。她没有低头,睁着眼睛,用尽最后的力气骂着眼前这些人。
这一年是1937年,刘翠花二十多岁,是黑龙江汤原县的一个农妇,也是东北抗联妇救会会长。
说起汤原这个地方,外人或许陌生,但在东北抗日史上,这里有个绕不开的名字夏云杰。
1933年秋,中共汤原中心县委13名委员中的12人在开会期间被日军逮捕后活埋,唯有当时在外执行任务的县委委员夏云杰逃过一劫。
面对这场几乎灭顶的打击,夏云杰没有离开,而是秘密重建武装。1934年10月,汤原游击队在西北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,夏云杰任政委,戴鸿宾任总队长,队伍扩展到150余人。
1936年1月,赵尚志、李延禄各率主力部队从珠河县、方正县赶来,与夏云杰率领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会师,随即将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,夏云杰任军长,下辖四个团,兵力突破千人。
同月下旬,赵尚志、李兆麟、夏云杰等人聚集汤原,秘密召开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,史称"汤原会议",这也是唯一一个记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东北地区党的会议。
正是从这时起,汤原成了松花江下游抗日力量的核心枢纽。
刘翠花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,于1935年主动加入了抗日救国会,并在东北抗联第六军的群众组织体系中承担地下工作。
但日军当然不会坐视汤原的抗日力量坐大。
1935年冬,日方制定《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》,在军事"讨伐"之外,同步推行"集团部落"政策,强迫农民迁入指定据点,在村庄四周修高墙、挖壕沟,出入须持"良民证",还设专门的指纹班比对身份。
这套系统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,割断抗联与民间的联系,断绝粮食、药品和情报的输送渠道。
对于深山密林中的抗联战士而言,这套封锁几乎是致命的。在极寒的冬季,断了补给,就意味着冻死、饿死。
正因如此,刘翠花的工作变得既不可或缺,又极度危险。她每次出入村屯,都要应付日伪特务的盘查,稍有破绽便是性命之忧。
她伪装成普通农妇,走村串户,把筹来的粮食、衣物秘密送往抗联驻地,同时传递关键情报,帮助抗日志士脱离险境。
1936年11月,就在刘翠花还在坚持地下工作的同一片土地上,夏云杰外出筹集越冬给养,在行至汤原丁大千屯时遭叛徒告密,于石场沟附近被伪治安队伏击,身负重伤,子弹留在腹部。
由于缺医少药,战士们只能用鸦片给他止痛。
11月26日,夏云杰牺牲,年仅33岁。
将领的牺牲没有让汤原的抗日力量就此瓦解,刘翠花和无数普通群众依然在各自的位置上撑着这条线。
1937年12月14日深夜,汉奸特务向日军告密,出卖了刘翠花的行踪。日军迅速包围她家,将刘翠花、丈夫陈国兴及同村多名抗日群众一并抓捕。
当晚,数十名群众惨遭杀害,刘翠花和其余幸存者被押往鹤立镇日本宪兵队。
日军认定刘翠花掌握抗联核心机密,从抓捕当天便开始严刑逼供。上大挂、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皮鞭轮番抽打,刘翠花多次昏死过去,被冷水泼醒后,始终没有开口。
关押期间,刘翠花靠着一枚捡来的小铁钉,带着狱中难友一点点挖开土墙,成功越狱。但她没有独自逃走,而是留下来掩护同伴撤离,体力不支之后再次被捕。
日军恼羞成怒,将刘翠花绑在鹤立镇街头的电线杆上,在凛冬里对她施以更残酷的折磨,妄图用这种方式击垮当地百姓的抗日意志。
就是在那根电线杆上,刘翠花骂到了最后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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