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鹤立镇，她被绑电线杆受尽酷刑，至死怒骂日寇绝不低头
寒冬腊月，鹤立镇街头，刘翠花被绑在电线杆上，日军轮番对她施以酷刑。她没有低头，睁着眼睛，用尽最后的力气骂着眼前这些人。
这一年是1937年，刘翠花二十多岁，是黑龙江汤原县的一个农妇，也是东北抗联妇救会会长。
说起汤原这个地方，外人或许陌生，但在东北抗日史上，这里有个绕不开的名字夏云杰。
1933年秋，中共汤原中心县委13名委员中的12人在开会期间被日军逮捕后活埋，唯有当时在外执行任务的县委委员夏云杰逃过一劫。
面对这场几乎灭顶的打击，夏云杰没有离开，而是秘密重建武装。1934年10月，汤原游击队在西北沟扩编为汤原反日游击总队，夏云杰任政委，戴鸿宾任总队长，队伍扩展到150余人。
1936年1月，赵尚志、李延禄各率主力部队从珠河县、方正县赶来，与夏云杰率领的汤原反日游击总队会师，随即将部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，夏云杰任军长，下辖四个团，兵力突破千人。
同月下旬，赵尚志、李兆麟、夏云杰等人聚集汤原，秘密召开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，史称"汤原会议"，这也是唯一一个记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东北地区党的会议。
正是从这时起，汤原成了松花江下游抗日力量的核心枢纽。
刘翠花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前后，于1935年主动加入了抗日救国会，并在东北抗联第六军的群众组织体系中承担地下工作。
但日军当然不会坐视汤原的抗日力量坐大。
1935年冬，日方制定《满洲国治安计划大纲》，在军事"讨伐"之外，同步推行"集团部落"政策，强迫农民迁入指定据点，在村庄四周修高墙、挖壕沟，出入须持"良民证"，还设专门的指纹班比对身份。
这套系统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，割断抗联与民间的联系，断绝粮食、药品和情报的输送渠道。
对于深山密林中的抗联战士而言，这套封锁几乎是致命的。在极寒的冬季，断了补给，就意味着冻死、饿死。
正因如此，刘翠花的工作变得既不可或缺，又极度危险。她每次出入村屯，都要应付日伪特务的盘查，稍有破绽便是性命之忧。
她伪装成普通农妇，走村串户，把筹来的粮食、衣物秘密送往抗联驻地，同时传递关键情报，帮助抗日志士脱离险境。
1936年11月，就在刘翠花还在坚持地下工作的同一片土地上，夏云杰外出筹集越冬给养，在行至汤原丁大千屯时遭叛徒告密，于石场沟附近被伪治安队伏击，身负重伤，子弹留在腹部。
由于缺医少药，战士们只能用鸦片给他止痛。
11月26日，夏云杰牺牲，年仅33岁。
将领的牺牲没有让汤原的抗日力量就此瓦解，刘翠花和无数普通群众依然在各自的位置上撑着这条线。
1937年12月14日深夜，汉奸特务向日军告密，出卖了刘翠花的行踪。日军迅速包围她家，将刘翠花、丈夫陈国兴及同村多名抗日群众一并抓捕。
当晚，数十名群众惨遭杀害，刘翠花和其余幸存者被押往鹤立镇日本宪兵队。
日军认定刘翠花掌握抗联核心机密，从抓捕当天便开始严刑逼供。上大挂、坐老虎凳、灌辣椒水、皮鞭轮番抽打，刘翠花多次昏死过去，被冷水泼醒后，始终没有开口。
关押期间，刘翠花靠着一枚捡来的小铁钉，带着狱中难友一点点挖开土墙，成功越狱。但她没有独自逃走，而是留下来掩护同伴撤离，体力不支之后再次被捕。
日军恼羞成怒，将刘翠花绑在鹤立镇街头的电线杆上，在凛冬里对她施以更残酷的折磨，妄图用这种方式击垮当地百姓的抗日意志。
就是在那根电线杆上，刘翠花骂到了最后一口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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